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，这一成语，出自朱熹的《中庸集注》，原文为：

“君子之治人也，即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”

大家知道，在流传下来的中华传统文化瑰宝中，成语就是其一。但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有的成语已然背离其原初的宗旨，有了另外的用法、用意。

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，就是其中之一。

现在的文献中，有的将之解说为：用别人的办法惩治别人。

在现实的语用中，“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”，已然成为惩治别人、一报还一报的常用成语。

追根溯源，这一成语实因解说“以人治人”（《中庸》）的观念而来，原文是：

“君子以人治人，改而止。”

这一言说的本来意旨是：因其人之道而治人，或者说是根据人的不同情况和特点，采取最适合的办法来加以治理，最终达致“改而止”的目的。

成语中的“其人之道”，实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。

人生之道，对于每个人来说，初无分别。人之所以为人者，是人人皆自己禀赋有理义之性。

人之所以成其为人者，又在于每个人皆具备能知能行之才，亦即是皆备性、才、情的潜质和潜能。

“其人之道”，是他人所具有的个性特点、阅历素养和问题所在。

人生有所不同的是：

既有先得与后得之分，圣人不过是“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）；

又有操存和舍亡之别，君子不过是“以仁存心，以礼存心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）而已。

践行人之道，成其为人，非是人所不能为、无可能之事，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肯为，能否自觉以为。

治人、正人者，实是藉由启发人心的自觉，复归其本心，以使人回归其做人的主体意识，担起自我做个大写之人的责任，不断地迁善而改过，日日新。

在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看来：

“‘以人治人’，观乎人而得治人之道也。”（《读四书大全说·中庸·第十三章》）

治人的合理之措，在于因人而治，而关键在知人，然后因其实情和特点，有针对性地加以施治。这样，方能科学合理，高效达致目标。

在治人上，固是己之施为，需要内顾看看自己的心愿，是否主动、积极，然也要外顾于人，尊重人的个性特点和权利。

“不能触处得理以择而执之，则必以私意为道，拂乎人而揉乱之矣。”

固然，不能尽心施为于治，则不得其所；同样，若不能尽晓人之情理，因人以识人，以身观身，则无以因材施教，对症下药。

成语中的“其人之身”，乃在明晓各在当人之身。

人有心身，心为主脑，身或以载道，或为情欲之私。人生之道，就在于修身而身治。

身修，则道有诸己，诚意正心，身体力行，堂堂正正，而可以成为人。

对于人生之道来说，率性由道，道不远人，便是诚身之修。

在人生的情性克治上，诚身要求明善，而明善又是格物致知的工夫。物格知致，然后意诚心正，则身得以诚，自然得以正治。

心正而宰身，则身正。身正，是人身得以修治。

人生之正路，必须得由自己去走，而别人无法顶替，则一切治人、正人的作为，不过是启发教化人去自己省觉，自己去改正过失而已。

人生不免犯错误，也不免有过失。知错能改，不贰过，找回失去的人性，就能重新做人。

以人之道治人之身，既是因人以治人的问题，又是施治上保持仁恕之德，彰显善意和成人之美的价值问题。

在宋代儒家学者张载看来：

“以众人望人则易从，所谓‘以人治人改而止’者也。”（《正蒙·中正篇》）

在治人上，“以众人望人”，是以仁恕之心治人，克服主观主义，不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于人，不求全责备，不成人之恶。

从治人上说，标准是与众人同样的，则令人易以改正。改正便可，无有其他苛刻的要求。此岂非宽以待人的仁恕之德？

成语所言的“还治之道”，意在要求因其人性以治之。

“还治”者，实是责诸人，令其反身自治的价值意旨。

在治人上，不管是藉由教化于人而唤醒其人性的自觉，还是藉由外在惩戒以警醒其内心，最终的决定权还在于他人自身：靠自己拯救自身，修为自身以改过自新。

从人之自正的角度上说，“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”，实是让人自省自觉，自改自正，亦即是由其本人去完成使自己换个活法的人生抉择，或者说是由其自身去完成从不善向善的改变或转换。

从施治、使正者的一方来说，如何使人服从管理，自觉自愿地进行自我改正？

答案是两个方面：

一方面，在于启发自觉，令其看到自我改正对于自身的价值和意义，有利自己。

一方面，在于管理的标准、准则合乎情理，令人感受到善意，没有过分、苛刻的要求。

“以人之治人”的方略，是因其人性而正之，非是外加一个不同的人性、人道以治之，不为强人所难。

正人、治人之身，非是宰制于人的“以善服人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），使人臣服于我，而在于“以善养人”。

“以善养人”，方能使人心服，自觉配合教化以迁善改过，积德行善，自觉改正自身的过失。

在明代儒家学者杨豫孙看来：

“圣人以人治人，用智则凿矣。”（《黄宗羲全集·明儒学案·南中王门学案三》）

在治人上，“用智”是自作聪明的耍弄权计，旨在达致整治人，使人完全屈服于己的自私目的。

“夫庸者必暗，暗则宜矫之以哲；庸者必懦，懦则宜矫之以强；庸者必流，流则宜矫之以贞；庸者必隘，隘则宜矫之以宽；庸者必浅，浅则宜矫之以沉。”（《刘宗周全集·说·做人说二》）

人之癖性不同，治人上当有针对性的矫治之方，随其所病而矫之。引导其穷理以启觉，断义以养勇，窒欲以贞操，惩忿以扩量，谨言以沉几。

在启发、警示人上，不必求之于远大的事情，而贵在日用中的潜移默化，积小善以致大善，毖近以及远。

起居之常，有利害之审；衣饮之地，有嗜好之择；睚眦之交，有忿懥之克；唯诺之际，有言语之当。

在文化环境熏陶上，使人于一日用而不敢忽，一起居而不敢苟，一衣饮而不敢恣，一睚眦而不敢加，一唯诺而不敢轻。

如此，暗者大觉，懦者大勇，流者特操，隘者大量，浅者深沉。

“轻当矫之以重，急当矫之以缓，褊当矫之以宽，躁当矫之以静，四者为变化气质之要。”

人之气质、习性不一，当针对其而寻求对症之药，使之达致中和、中正之道。

在“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”的文化自觉上，若是认为它的涵义是以别人的办法惩治别人，就必然会失去其挽救人性的内涵，丧失其文化内涵上的仁恕之道精髓。

在早期儒家思想文化的语境中，正人的宗旨乃在于藉由真诚教化或谆谆教诲来觉悟人，挽救人，重塑人，而主旨非在于宰制人，惩治人，抛弃人。